摘要 贵州“村超”火爆出圈的背后彰显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本土性、民族性与创新性。本研究运用知识发酵理论，采用话语分析等方法，在对贵州“村超”中“土味体育”“粉丝文化”“媒体融合”“民族文化”等方面传播描述的基础上，分析贵州“村超”的裂变性、草根性、非理性、娱乐性等传播特点；继而，在知识发酵理论视角下，解读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中知识发酵的构成要素及其机理；然后，从传播主体的知识发酵、传播受众的信息共享、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交互三个维度，分析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从特色文化到多元融合，从小众话语到大众话语，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传播”；最后，分析与归纳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产生的社会从众效应、情绪感染效应和社会期望效应等。
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效应——基于知识发酵理论的视角
文 | 刘海涛，周晓旭，王宜馨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5期）
贵州“村超”（以下简称“村超”）何以火爆出圈？2023年5月13日开赛至今，“村超”一路爆火，铺天盖地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它已成为一个现象级（phenomenal）的乡村体育赛事。仅一个月时间内，“村超”在全网的流量就已超60亿，本地媒体“村超”赛事直播的点击量超过千万，“村超”带动游客42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超1.3亿元，目前各种数据还在不断刷新。2023年7月29日，“村超”决赛之日，全国各地游客、球迷蜂拥而至，场内观众高达7万多人，场外人数高达15万多人，场面堪比世界杯决赛。“村超”的社会关注度之高、社会影响力之大的缘由是什么？仅仅是缘起于当地1/8的足球人口、浓厚的足球文化氛围以及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村超”传播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言外之意？本文在对“村超”所具有的“超凡传播力”现象观察的基础上，尝试性地运用知识发酵理论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并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传播效应。 知识发酵属于一个新概念。知识具有很强的生物属性，它具有原生性、稳定性、遗传变异性、统摄性、环境适应性等生物繁衍传承的许多特征。对知识发酵理论的研究（2003-2023年）主要集中在知识的生物特性、发酵模型及构成要素等方面，而运用知识发酵理论开展的应用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情报理论、网络舆情等领域。这些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知识发酵理论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与系统化，其应用性研究成果有限。在巩固知识发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应拓展该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探索在不同行业、学科领域全方位地开展知识发酵的应用研究。目前，围绕“村超”“村BA”等个案的研究极少，只有寥寥几篇从乡村体育赛事的角度对“村BA”开展研究的论文，而从“村超”全网火爆出圈这一现象级传播角度进行的学理研究暂时缺位。
2.1 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描述
火爆的“村超”向受众群体展现了足球快乐之美、乡村生活之美以及风土人情之美。它是如何使乡村足球赛事打动着全网受众，引发受众对乡村足球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并不断创造着自己的高光时刻？
2.1.1 “土味体育”传播的火爆
土味十足的乡村体育赛事是“村超”火爆出圈的导火索。“村超”既是民间文化孕育的产物，又是本土文化内生出的新文化样式。新闻报道显示，“村超”的火爆并非偶然。榕江县的足球发展史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已有80多年的历史。足球在这个黔东南大山深处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目前，榕江县人口38.5万，足球人口近5万。全县拥有14块标准足球场，村村拥有足球队，县级足协注册球员超1000人。榕江县的“村超”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已成为当地政府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村超”“乡土味”的背后凝聚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核，也正是这种浓浓的“乡土味”带来了高流量、高辨识度。
2.1.2 “粉丝文化”传播的呼应
“‘粉丝’，正在改变中国体坛”，“村超”粉丝热潮的出现为其传播推波助澜。“集体认同是球迷产生自我区隔、群体效应以及球迷文化形成的基础。”在诸多媒体平台上不难发现，“村超”粉丝彼此陌生，却能够相互连接，形成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粉丝群组，在多元网络传播渠道和高效全媒体网络中集结成粉丝热潮。“村超”网络传播的即时氛围让粉丝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亲切感、真实感中，各种表情包、新闻热词、个性话语在社交媒体中广泛使用。例如，“村超”一词在网络中已成为具有共通性的热词，并不断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粉丝的关注。再如，一场“村超”之夜的现场高达5万多名球迷助威，“央视名嘴”也到现场解说，场面十分火爆。“村超”在不经意间吸引了一大波粉丝，成为民间赛事的盛典和群众体育的盛宴。
2.1.3 “媒体融合”传播的助力
“流量赋能”助力“村超”惊艳全网，全方位展现了榕江县这座小县城富有人间烟火的独特气质。与以往不同的是，“村超”将各种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资源汇集一体，实现互联互通，把准了传播的时代脉搏，促进了媒体资源的高效共享，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的双赢。例如，榕江县融媒体中心在“村超”火爆出圈中功不可没，该机构集新闻采编、制作、传播于一体，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机结合，实现了“村超”信息的全媒体、全时段、全方位传播，不断为“村超”提供地道的“村味”。榕江县顺应媒体融合之势，“正在用实际行动，施展‘超’能力，借助‘村超’之势，全力打造‘超好吃’‘超好玩’‘超好住’”等‘超经济’，让榕江足球与榕江民俗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媒体融合是传统体育媒介顺应信息化时代的重要举措。”“村超”的广泛传播顺应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潮流，满足了受众对媒体产品需求的新要求，提供了更加快捷的获取方式，抓住了受众群体的眼球。
2.1.4 “民族文化”传播的特色
营造“民族风”是“村超”的亮点之一。在当地政府的运作下，“村超”已不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乡村体育赛事，更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播的盛事。“营造话题”“营造梦幻”“营造明星”是现代足球文化传播的重要法宝。“村超”“民族风”话题的营造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具有地域风情的镜像世界，并赋予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更多的意义。“村超”中的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器乐演奏以及民族服饰展示等所映射出的文化符号意义，超越了一般足球赛事的表象意义。在“村超”比赛的绿茵场上，村民自发组成民族歌舞表演队盛装入场，表演侗族琵琶歌、水族芦笙铜鼓舞、瑶族舂杵舞、苗族芦笙舞等民族歌舞和特色器乐，借助“村超”舞台向世人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上演着“最炫民族风”，使全国各地游客和网民感受到当地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魅力。
2.2 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特点
短短2个月，“村超”在微博、西瓜视频、今日头条、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上形成全国热搜，热度持续上升。“村超”传播除呈现出“媒体融合”“土味体育”“粉丝文化”“民族文化”等特色内容之外，还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2.2.1 裂变性特点
贵州“村超”传播呈现出裂变性特点。在媒体融合传播的助力下，“村超”的现场观众、网络受众自发地将其信息分享式地快速扩散，实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扩散效应。“传播源”“激发层”和“裂变层”是裂变传播的要素，其传播链中的“裂变层”至关重要。“村超”鲜活、有趣的分享内容激发了受众的转发动机，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酵，使受众在各自的传播圈中不断形成新的“裂变层”。仅以短视频抖音为例，截至2023年6月21日，带有“村超”标签的短视频抖音播放量超过31亿次。“村超”实现了短视频裂变传播效应。“短视频裂变传播效应是指新媒体传播内容通过不断对信息的叠加引发新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的协同效应。”“村超”裂变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从初始传播力的弱小到后来拥有各类资源的倍增、从微弱反应到火爆反响的倍增、从初始人数小众到关注人数的倍增，最终实现其传播内容、范围、深度、广度和效果的裂变式传播。
2.2.2 草根性特点
“土味体育”的传播自带草根性特点。“村超”所具有的草根性传播特点主要缘于其自身保留的原生态、民间性和自发性的地域文化样式。草根文化是一种非主流文化，它是社会基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交往活动中的具有主体独立意识又需要话语权进行实践表达的“文化体系”，并呈现出“风俗性、相对区域性、大众性、民间性、自发性和顽强性”等文化特征。从传播要素的角度来看，“村超”传播的信息中充满着丰富的草根文化符号，具有非主流、非精英的足球文化特点。同时，“村超”传播渠道中还附带着草根热词、草根微博等草根文化特点。短短两个月，“村超”已从生长于乡间的、非官方的地域足球赛事，演变成“接地气”“聚人气”的全网足球盛事，草根文化的共情传播不可或缺。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23年6月21日报道，“中国西南省份的一项乡村业余足球赛事，意外地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2.2.3 非理性特点
在“粉丝文化”传播呼应的同时，网络上充斥着诸多非理性话语。“村超”传播信息评论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村超”“中超”“国足”之间显性或隐性比对的话语评论，甚至引发出一系列话题的交锋。如，“‘村超’到底能不能战胜国足？”“‘村超’就是广场舞”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些非理性话语背后隐含着各类情绪的发泄，不同足球价值观、足球文化观之间的冲突，引发出了情绪对立的话语冲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事人的不满情绪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使具有相类似心理的受众产生共鸣，继而引发更多受众非理性的群体性表达。在“话题产生—共情传播”的过程中，围绕中国足球界一些具有敏感性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更容易激起网络集群的情感共鸣。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一些具有偏激性、盲从性的非理性话语时有出现，更多受众极易受到心理暗示和情绪感染。“村超”迅速传播的同时，一些非理性话语也被放大。
2.2.4 娱乐化特点
“民族文化”的传播无形中带有鲜明的娱乐化特点，并在受众群体中产生深远影响。“村超”传播的娱乐化特点集中体现在传播内容娱乐化和接受方式娱乐化两个方面。“村超”娱乐化的传播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从受众接受方式的角度看，“村超”的传播环境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它的娱乐化传播背景是自然形成的。如，“村超”通过携带腌鱼、牛瘪等当地土特产入场的啦啦队、舞者与观众互动的多耶舞、吹芦笙、侗族大歌等，实现了娱乐化信息的共享。从媒体接触习惯来看，受众对短视频等新媒介中娱乐化的信息更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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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发酵理论视角下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
“村超”现象级传播的互动性、影响力、渗透力以及传播范围均由受众决定，它的最大特点是其由最初的“小众话语”因圈层扩大和外界环境改变而演变为“大众话语”。通过知识发酵理论可以对其话语传播的演进进行诠释。
3.1 知识发酵理论及其诠释
3.1.1 知识发酵理论及其要素
知识发酵（又称融知发酵）理论是知识管理领域中以“融知—发酵”模型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理论。结合仿生学原理的知识发酵理论主要是指：“某种创意在协调者的组织下，在知识母体中消化、适应、转化、演进、创新，并融合、活化为组织的‘行动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的过程，知识发酵需要的条件是先进的知识工具、场所、设施和有力的制度、文化等组织环境。”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知识不是凭空产生的，知识的发展具有延续性，知识的发展首先需要一些“菌株”；知识的使用至少包括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主客体任意一方缺位，知识均不会产生增值作用；知识发酵是知识主体活动的结果。知识在投入新的使用之前必须经过“发酵”，其发酵效果取决于发酵过程的管理和环境的控制。知识发酵理论的要素包括“知识菌株（知识酵母）、知识母体（知识资源）、知识酶（协调人）、知识环境（人文环境）、知识和信息工具、知识发酵吧、进阶知识（更新知识）”等。按知识发酵的主体数量可分为个体发酵与群体发酵；按知识是否创新可分为复制性发酵和创新性发酵；按发酵范围可分为内部发酵和内外结合式发酵等。需要说明的是，知识发酵过程中应先有创意或动议，任何知识的活动均源于一个创意或动议，知识获取或知识传播要求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所有的知识活动均需要人的积极参与，并需要通过激发人一系列的积极思维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新的知识。无论是知识获取、知识创新，还是知识传播，最终表现为某些知识的增长。
3.1.2 知识发酵理论视角的诠释
知识发酵理论对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具有一定的诠释力。首先，可以从知识发酵理论构成要素的视角进行解读。本研究认为，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本质就是在其知识、信息等发酵要素获得良性培育之后，刺激“进阶知识”不断产生发酵共享的过程。具体体现在：“村超”知识传播的“菌株”就是各受众之间的知识互补性，其知识互补性是受众群体共享知识的动力源，通过受众的知识共享弥补彼此知识与信息的缺口；其“知识母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知识存量，并不断影响着新的受众；其“知识酶”表现为受众的高度热情，成为相关知识共享的催化剂；其“知识发酵技术”主要包括各大媒体、新媒体平台等所提供的技术支撑；其“知识发酵环境”表现为“村超”现场的文化氛围和外部社会舆论等环境；其“知识发酵吧”表现为各大媒体提供的多样化的交流平台；其“进阶知识”表现为“村超”话题知识的不断叠加以及重构的新知识。“村超”的传播在具备了以上各要素之后，不断进行着知识发酵与传播。
其次，可以通过知识发酵的机理对其进行解析。“村超”传播信息资源共享的实质是携带信息源的传播主体在共享需求和目标（菌株）的触发下，在各种共享机制（信息酶）的作用以及信息发酵环境和信息工具下，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酵吧）以及交流、互动的共享活动（发酵过程）获取新的传播信息，最终完成传播信息的更新与存储。简单地说，“村超”当地政府及媒体机构（信息母体）提供的信息“菌株”是其信息发酵的基础，它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发酵的激活者。全网受众对“村超”的热情赞许（信息酶）起到了最大的激发作用，在循环往复的多次信息共享与发酵过程中，其“信息酶”不断发挥着催化作用。
3.2 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
从知识发酵理论的视角看，“村超”已经不是一项单纯的足球赛事，而是一项经过发酵形成的融体育休闲、民俗活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为一体的地域性文化盛事。“村超”现象级传播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生成逻辑。
3.2.1 从特色文化到多元融合：传播主体的知识发酵
“村超”现象级传播实际上是由传播主体（传播者）向传播客体（受众）分享信息的过程。其传播主体主要是指当地政府、媒介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等。在“村超”活动发起的整个过程中，传播主体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受众读到、看到或听到什么，它掌握着“村超”传播的主动权。传播主体通过选择事实、宣传形式影响着受众的思想和行动。在新媒介环境下，包括自媒体在内的传播主体发挥着巨大作用。一些自媒体围绕“村超”这一评论议题选择更为社会化、大众化、多元化的话题进行讨论并发表观点和言论以吸引网民，积极与网民互动，其评论传播范围非常广泛。“村超”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不仅存在着吸引、互动的关系，还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启蒙和教育的关系，这种启蒙与教育的关系均源自传播主体的知识发酵。伴随着传播主体的知识发酵，其各类相关传播信息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对受众的足球观、体育观、旅游观等方面起到重要影响。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传播主旨是“村超”传播主体知识发酵的核心体现。“村超”传播主体的知识发酵伴随着其由一项单纯的乡村足球赛事逐步演变为地域性文化盛事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自“村超”举办之日起，其传播主体在当地足球特色文化等特定条件下，多元文化融合的创意经过“知识母体”的消化、转化、演进为传播主体的“行动知识”。“文化认同—文化共生—文化共创”是文旅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演变逻辑。“村超”传播主体正是延续这一条逻辑线索不断实现着知识发酵：一是从情感逻辑的层面，以当地传统乡村足球赛事的文化认同为原点，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二是从主体逻辑的层面，以文化共生为手段打造乡村文化生态文明系统；三是从运行逻辑层面，以多元文化融合为导向传承乡村文化独特价值。
3.2.2 从小众话语到大众话语：传播受众的信息共享
“村超”传播主体的“说”直接影响着受众“听”的效果，这种“听”的效果集中体现在由小众信息获取到大众信息共享的实现。“受众的需求向大众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村超”传播主体根据自身的价值导向，一方面还原了“村超”的相关新闻事件，另一方面又将“村超”新闻事件的“边角料”进行挖掘与深度报道，以实现其知识发酵。“村超”知识发酵在“眼球”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直接影响了其自身的传播效果，受众面对越来越多的信息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并成为这一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受众不仅接受“村超”的传播信息，更有可能参与其传播信息的生产。“村超”“知识发酵”的资源分配是建立在受众喜闻乐见的基础之上的，加之诸多新媒体通过研判“眼球”市场的变化进行信息的组织与传播，更加推动了“村超”由小众话语到大众话语的演进。随着“村超”的知识发酵，其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单一性的关系逐渐被打破，受众也逐步从被动接收的角色，转变为主动地收集信息与传播。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形成的智能媒体使受众更容易感知信息，更能够直接通过眼前场景感知信息，联通“信息孤岛”，实现“村超”的信息共享。由此，“村超”的传播实现了受众互动互联，“村超”信息能够跨越时空，真实而即时，最终实现从现实围观到全网围观。
3.2.3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交互
新媒介环境下，“村超”传播的受众已由被动的接受者向参与者转变，其参与行为逐渐向深度化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已影响到其传播意义的生成。“村超”传播主体与受众从“我和他”的关系变成了“我和你”的关系，转变成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关系。其传播过程超越了单一主体性，走向不同主体之间平等交互所形成的主体间性，从而实现了彼此之间充分自由的对话与互动。“主体间性凸显在两者的交互主体性活动中。”在传播活动中，主体间性呈现为多重对话和交互活动，主要包括“‘我和你’的交流/传播”“多个主体的交流/传播”“主体间多种方式的交流/传播”等三种方式。其一，“村超”主体间性传播是以传播符号为中介进行交互活动，它是主体之间平等对话或不同主体以不同方式参与传播的创新性生成过程，其传播过程中的“我和你”，即“主体—主体”关系是一种平等的、面对面的对话关系，而不仅仅是“我和他”，即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平等、互补的主体间的交互活动，有助于使个体与群体形成全面发展的传播整体。其二，“村超”传播关涉多个主体，包括传播者、受众、传播内容等，它们之间包含着多重交互对话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村超”传播的意义在于传播者与传播内容的对话，这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村超”传播主体的“编码”与受众的“解码”在不断循环往复地、平等地交流与互动；“村超”传播的受众与传播内容并非主客体之间的认知性关系，而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换句话说，其受众与传播内容之间也是两个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受众对其内容的理解并非寻求传播者的意图，而是与其内容之间的理解与问答。其三，“村超”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与互动需要多种知觉、心理方式的介入，在媒体平台上的“村超”评论中时常出现带有移情色彩的话语。
“村超”现象引发了大量受众群体的参与和讨论，产生了关联度较强的相互作用与结果，它所产生的传播效应还在不断扩大。
4.1 社会从众效应
“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社会从众效应日益凸显，事实上，网络群体的从众效应本身就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从众效应是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直接或隐含地引导或压力向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从新媒体平台上的评价与互动中不难看出，愈来愈多的受众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并作出相一致的判断和反响。受众群体中的个体围绕“村超”衍生出的观点频繁互动，彼此产生影响。受众群体中多数个体的共同观点会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体产生影响，其个体面对群体压力也容易产生从众行为。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受众就“村超”的认知趋同，对“村超”现象持积极响应、正面肯定的意见。另外，“意见领袖”的观点对“村超”传播影响也不容小觑，它对受众群体的从众效应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央媒体到国际媒体，从中国足球名宿范志毅到国际足球明星迈克尔·欧文，无数名人纷纷为村超点赞和祝福。
4.2 情绪感染效应
社会媒体不仅是“村超”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情绪化信息。伴随着“村超”的知识发酵，受众明显受到社会媒体的情绪化感染。“情绪感染”（emotion contagion）是指“由个体共情反应而直接引发的情绪”，它可分为积极性情绪感染和消极性情绪感染。“村超”传播的情绪感染效应体现在受众群体对其积极性的态度体验。“村超”自举办以来直到火爆出圈，可以明显看出，诸多受众从初始的无意识的情绪传递和表达，逐渐发展为有意识的情绪认知。“在传播过程中‘有料’‘有趣’‘有温度’的情感内容嵌入下，不但唤醒了大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而且由此提高了网民的回顾率，进一步强化了认同。”网络空间中大量“村超”相关的图片、表情、文字等传播信息作为情绪感染发生的刺激因素，受众在接触之后极易产生相类似的情绪，其传播过程感染了原本无情绪倾向的个体。“村超”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自我情绪无形中受到他人情绪的同化影响，自觉与不自觉地调整了自我情绪，受众在交流与互动中充分自由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当受众群体对待“村超”拥有积极响应的情绪目标时，随即产生了整个群体意义上的情绪反应，进而刺激了受众群体行为的发生，受众群体通过情绪反馈与表达继而推动着共同的情绪在网络社会中迅速传播。
4.3 社会期望效应
“村超”传播中的话语交流与互动映射出广大受众对中国足球发展的社会期望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又称“期望效应”，“期望是对自己或他人的一种判断,希望自己或他人达到某种目标或满足某种行为预期。由期望而产生的行为结果就是期望效应”。“村超”话语的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传播效应与广大受众认知心理存在着密切关系。毋庸讳言，诸多媒体平台充斥着“村超”与“中超”、“土味足球”与“竞技足球”等情绪对立的异化话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广大受众，特别是广大球迷的认知心理密切相关。比如，网上出现了“贵州村超比得过中超吗？”的话题，顿时引来受众群体的围观与评论，受众在媒体平台上表达出“怒其不争”的话语背后或者言外之意，无不折射出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期待之意。一方面，“村超”的传播可能迎合了部分受众“影射”的社会心理，即黔东南地区的一个乡村足球赛事都能够成功举办和火爆出圈。另一方面，“村超”的火爆出圈超越了传统的单一向度的传播，经过“村超”的知识发酵，通过“传播者与受众”的平等对话与互动，确立了受众在传播中的中心位置，从而实现社会期望效应。
“村超”的火爆出圈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一现象级传播的出现自有它的生成逻辑。“村超”传播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扩大，还需要我们从多个维度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本研究仅仅尝试性地运用知识发酵理论对其发酵机理及其要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揭示，旨在获得特定理论视角下的有益启示。倘若从整体上进一步探讨“村超”火爆出圈的理由，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研究，以期获得更深层次的启发。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5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刘海涛,周晓旭,王宜馨.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效应——基于知识发酵理论的视角[J].体育与科学,2023,44(05):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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